刘余莉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根基与文化底蕴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甘肃社会科学”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10-18页。
刘余莉，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的奋斗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独特特征，都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强调按照自然天道的规律治理国家，其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以文化人”“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理念，为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深厚历史根基与文化底蕴。
关 键 词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强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历史根基；文化底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独特特征，都是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的。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思想源泉、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蕴。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富强中国提供可贵启示
中国古代经济高度发达，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在生产力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国古人曾经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
孔子有“庶之”“富之”“教之”经济发展“三步曲”论述，《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从不否认人对物质财富的正当追求，《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述而》：“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梁惠王上》：“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制礼义哉？”《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基础是道德教育的基础。
基于治国首先应该富民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的成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富民强国方面，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追求。《道德经》第七十七章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有余、不足，皆是不平等。如果放任有余而不损，放任不足而不补，有余和不足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必定会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社会冲突。因此，治国当效法天道，损其当损者，补其当补者。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排序以及经济政策中轻徭薄赋、为民制产、防止兼并等，都是调节不均、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当然，损益手段必须依循中正之道，才能举国上下贫富贵贱皆得欢喜。《易·益》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损抑于上、增益于下，民众就会喜悦无限；尊贵者礼贤下士、增益民众，其道必能大放光芒。利益有所往，以中正之道让天下人受益，皆能吉祥。
古代经济建设的理念为建设富强中国提供了可贵启示。贫富悬殊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而经济的发展不能自然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只要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人民就没有真正富裕。顺应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在中国古人看来，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反对奢靡之风。如果不能节制欲望、遏制奢靡之风，所谓的富民只是空中楼阁，积累的财富也终会败散并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对相关问题的深刻认识。
第一，奢靡之风会导致物资缺乏，甚至资源枯竭。《大学》：“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反之，奢侈浪费之风盛行，则如《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第二，奢靡之风导致了资源匮乏以及作奸犯科行为的产生，也是刑罚产生的根源。《管子·八观》云：“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
第三，奢靡之风是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也是盛世之主与衰世之主的根本区别之一。《群书治要·晋书上》云：“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群书治要·政要论》也说：“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由历史兴衰的规律可见，实现共同富裕，推进民族复兴，必须杜绝奢靡之风。针对我国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八项规定”。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痛斥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号召“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
在位者能够带头节俭，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唐朝杨绾为官清廉，崇尚节俭。他被封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命令下达之日，郭子仪正要宴客，听说后立即把座中的声乐减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的随从本来人数众多，也于当天减少；中丞崔宽把房屋建造得豪华奢侈，马上下令把它拆毁。可见，上行下效的感应效果如“影之随行、响之应声”一样迅速。
汲取了反对奢靡之风必须以上率下的传统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提供重要参考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结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都是在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政治理念。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看西方的民主选举和民主政治，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以言取人。西方的民主选举，主要根据候选人的演讲进行投票，难免以言取人。《论语·学而》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卫灵公》：“君子不以言举人。”《群书治要·傅子》云：“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辨，以要其上者不鲜矣。”可见，有言者不必有德。根据候选人演讲进行选举导致选出的领导者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德才兼备之人。故中国古人强调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不以言取人，而是秉持任人唯贤、选贤举能原则。
第二，结党营私。西方的民主选举还根据民众投票的多少决定胜负，本质上是根据民众的喜好和判断进行选举，但如果民众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不够，就容易导致结党营私、善恶不分。《论语·卫灵公》中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说：“未可也。”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可见，全乡善良的人都喜欢他，不善之人都厌恶他，才能判断一个人的善恶。
《群书治要·史记》记载，齐威王刚即位时，诸侯讨伐，国家不治。于是，齐威王召来即墨大夫，说：自从你到即墨后，寡人每天都听到毁谤你的言语。但寡人派人去即墨视察，发现田野开辟，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公事，齐国东部因此得以安宁，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于是，齐威王封了即墨大夫一万户食邑。威王又召来了阿大夫，说：自从你去驻守阿，每天都能听到赞誉你的声音。但寡人派人到阿地视察，田野没有开辟，人民生活贫苦。赵国攻打甄地时，你不能出兵救援；卫国取得薛陵时，你居然不知道。这是由于你善于以重金巴结寡人的左右以求取声誉所致。当天齐威王就烹杀了阿大夫且把曾经赞誉阿大夫的人也一起烹杀。从此，齐国上下恐惧，不敢文过饰非，最终齐国大治。
《群书治要·六韬》总结了贤者不被重用的七种情况：“一曰主弱亲强，贤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众，贤者不用；三曰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贤者不用；五曰以欺为忠，贤者不用；六曰忠谏者死，贤者不用；七曰货财上流，贤者不用。”特别是财货上流，说明君主贪财好利，而贤德之人不自私自利。君主有这种喜好，贤德之人当然不会得到重用。而这些贤德之人不被重用的情况，都是西方民主选举不能避免的。
如果依据众人的赞誉选拔人才，很可能得不到真正的贤士，反而使真正的人才因小人的嫉贤妒能而不被重用。《群书治要·说苑》记载了管子用“猛狗”比喻国君身边的嫉贤妒能之人：当贤人想来辅佐国君安定天下时，这些人唯恐贤人取代自己，像“猛狗”一样，恶意诽谤、中伤贤人，甚至结党营私、埋没贤人。对此，《群书治要·六韬》有精辟论述：“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
第三，引发对立。西方民主竞选中的一大特点就是“自赞毁他”，带动的是竞争的风气，而竞争加剧就会引发斗争，斗争升级就是战争，冲突就在所难免。通过这种方式选出的领导者，也容易用对立的方式处理问题，导致社会冲突不断。古人提倡让贤并通过制度保证选任乐于荐贤之人。因为只有毫无私心、不嫉贤妒能之人，才能荐贤。因而能否荐贤也成为古人评价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
第四，遗漏人才。《群书治要·晏子》记载，晏子将人才分为三等：“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易退也；其下，易进难退也。”这是因为，贤德之人不图私利、不计功名，出仕为官是为辅佐君主，达致天下安定。最上等的贤德之人不会参与竞选，因而难于被举荐做官，因而需要有贤明的君主诚心礼请，就像刘备三顾茅庐礼请诸葛亮一样。相反，最下等的人裹挟私心，只要能升官发财，就愿意竞争而不会轻易退位。因此，竞选的最好结果只是选出中等人才，很难排除急功近利的竞选者当选，而最上等人才却被遗漏。另外，当选的执政党一方执政时，在野党方面的人才也难以发挥作用，导致人才浪费。
正是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认识到西方选举民主的弊端，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选举与协商民主相结合，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推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古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要实现国泰民安，在位者就必须倾听人民的呼声，使下情上达。《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为此，他们设立了各种制度听取谏言，了解施政得失。《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这些劝谏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了广开言路、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古代圣哲明王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让人们可以随时进谏，甚至洗耳恭听百姓的怨骂并诚心接受，真正做到了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全面细致体察民情。
与古代的“谏议之木”类似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的协商民主。改革开放后，协商民主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覆盖政党、人大、政府、社会等各领域。在传统文化君仁臣忠观念的影响之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体的关系。因此，在位者对人民尽到“君亲师”的责任，做到率先垂范、爱民如子、教学为先，而民众的回报则是不令而行、尽忠职守、感恩戴德。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而是相互爱护、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尽其责。正是这种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协商民主，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而非通过对立走向相互指责或否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这种全过程民主就使得各级、各党、各社会群体、各方面民众的意愿都能通过适当渠道得以充分表达，更好地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文明中国提供道德根基
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特征。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并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使中华民族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可久可大之功”，中国也因此被誉为“礼义之邦”“华夏之族”。这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贯穿着“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文化教育思想。
古圣先贤在观察天地自然、社会人文之道（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身心和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和平的常道。《易·贲》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日月星辰交错排列，阴阳寒暑四季变化；观天象运行，体察四时的迁改。人文是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圣人观察人文，用诗、书、礼、乐等教化天下，天下则能成其礼俗。这就是圣人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对应人道之礼以教化人民。自然而然的规律就是“道”，天道、地道、人道，这些都是“道”的表现。诗书礼乐等被统称为“文”，这些“文”皆是承载“道”的方式，学习文字、典籍、礼乐、艺术等皆以“志于道”为目的。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形式包括文字、文章、礼乐、戏曲、书法、绘画、舞蹈、雕塑、建筑、工艺、园林等，都秉持了“思无邪”的理念。历史上对“思无邪”的注解有不虚、真情流露、无有邪曲不正之念等，可综合理解。即无论哪一种形式的艺术，都应源自纯净纯善的性德，引导人们向善好德，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不能引起人邪曲不正的念头和行为。
完美的文艺作品是真善美的统一。所谓“俗文化”，不是内容低级趣味，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宣讲伦理道德，从而变化人的气质，实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之目的。
在文化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内涵，强调：“经济总量无论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就强调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人们道德水平的提升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国古人不仅建设本民族的高度精神文明，还秉持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始终与四方民族保持着广泛交流。苏秉琦认为：“从旧石器时代起直至今天，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时代，但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早在周武王时期，蚕种就被引入朝鲜。在周穆王时期，丝绸、青铜等精致的中国商品就已经开始流入葱岭以西。回顾历史，盛世时期因为文化自信自强，也是文化对外传播、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时期。
中国古代的文化交流，通过“走出去”的向外文化传播和“请进来”的文化吸纳，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传入中国。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中华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这就避免了中华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被其他文明反噬。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逐渐淘汰。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历史节点，面对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使人类和平面临的严峻危机，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审时度势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并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思想的提出，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
正如李书磊所总结：“我们党坚持胸怀天下，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我们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这些理念和实践的贡献，从深层来说渊源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自信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质。”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和谐中国提供有效方法
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其中对社会和谐的描述与《礼记·礼运》中的理想社会景象可谓一脉相承，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下，国家很早就注重从制度设计层面消除因为阶层、行业、老弱、疾病、灾难等所导致的弱势群体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古礼规定，在位者除了不与民争利之外，还要承担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等责任。如十四岁之前的少年不服徭役；五十岁以上乡里养老，六十岁以后由国家养老，养于国中的小学；七十岁以上的养于大学；对于鳏寡孤独等困穷之人，要提供谷物粮食；要加赏以身殉国者的后代，对以身殉国者的妻子儿女提供财禄的供给；凡有残疾不能做事者，不在征兵作士卒之数。《礼记·月令》有详细规定，“仲春之月，养幼少，存诸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孟冬之月，赏死事，恤孤寡”。鳏寡孤独废疾者，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弱势群体，是社会中的“短板”，把“短板”补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
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扶弱济贫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古人看来，实现社会和谐还必须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中华先民发展出以和谐的人伦关系为基础的定居型文明。《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舜帝为此深深忧虑，便让契兴起伦常教育，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乡学与大学，目的也都是教导人伦，促进社会和谐。
新时代建设和谐社会仍然借鉴了古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渗透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主持召开思政课教师座谈会，提出“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召开文艺座谈会，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德艺双馨；同时，反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主要内容的政德修养，通过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党史教育等将“教学为先”的理念制度化、常态化。
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中华文化自古就有“尚和合”的理念以及“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中国的哲学逻辑以一元和合为基础。《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对立的阴阳两仪在此消彼长之中完成了转化，始终保持着平衡并统一于太极之中，如此周而复始，万物就在这温暑寒凉不断变化之中生生不息。
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的“生生”，与西方哲学所讲的“生死”完全不同。从生到死是线性发展，而从生到生则必须辩证思维，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下一个开始。这样眼光就不会局限于当下，不会局限于我的人生、我的文化、我的民族、我的国家，还会放眼过去、未来，胸怀你方、他方。因此，“生”则必然走向“和”，因为对抗的尽头是毁灭。一元和合的整体思维与生生的动力使中华大地各处得以“不同”而“和”，也使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生机活力。
“和”与“同”的区别，早在春秋时期晏子就做过论述。《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认为梁丘据只是和齐景公意见相同的人，不是与景公和谐的人。晏子用做菜来比喻。烹饪要用不同的佐料，“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心平就能德行相和。君臣之间也是如此，献可替不，如此才能其政平、民心安。而梁丘据只是一味顺从君主的意见，就像用水做佐料去调和水的味道，不能追求“同”的道理就在此。在“和”与“同”的区别就在此。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华文化既尊敬和欣赏文化间的差异性，也寻求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共同性，以达到共存共荣。正是传统文化中共同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道德观念，能够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团结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充分借鉴了这些思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他20次提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导“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求“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这些精辟阐述，为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科学指南。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关键理念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些理念的提出，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理念的继承和发扬。
“天人合一”是中华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观人世而发展出的重要思想。《易·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至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被表述为“与天地参”“民胞物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张载《正蒙·乾称》之《西铭》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对“天人合一”理念有深刻阐述，并引申出了“一体之仁”：“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
深受“天人合一”等理念的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自然从未被看作人类征服、主宰和控制的对象，而是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关系。例如，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还泽被后世，体现了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人从“天人合一”等智慧出发，实现了社会与自然双双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多次强调：“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依时而动”是中国古人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导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的重要实践。《礼记·月令》记载了十二个月分别要做的政事。“月”即天文，“令”即政事。
古代圣王“上察天时，下授民事，承天以治人”，制定了一套依据天文、阴阳五行来施行政事的纲领，按照天道、天时来治民。例如，在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春之礼，命令三公颁布德教，宣布时下的禁令，迎春之礼后祭祀上天。选择吉日，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在藉田耕种，率先垂范注重农业这个本业。孟夏之月，不可大兴土木，不可大量征发民众，因为此时正值农忙，随顺天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误农时”。季夏之月，由于雨水浩大，便不可大兴徭役，否则会有天殃。孟秋之月，命令将帅挑选武士，磨砺兵器；命令治狱官慎重判刑；命令百官修缮堤坝，谨防堵塞，以防止水涝灾害。因为秋天主金、主肃杀之气。仲秋之月，司农之官则催促人民收藏谷物；务必积蓄干菜，多积聚粮食，以为过冬做预备；劝勉民众种麦，不要错过农时。孟冬之月，命令百官谨慎保管府库、谷仓的粮食、财物；巩固封疆，防备边境，完善要塞，紧守关口桥梁，举行大饮烝之礼。到了季冬之月，则命令田官告诉民众取出五谷的种子，说明大寒气节已过，农事即将开始，命令农民计划耕种的事宜，修理翻土的耒耜，备办耕田的农具；天子与公卿大夫共同修订完善国家的法典，按照四季的时令，以确定哪些适用于来年。
《礼记·月令》不仅关注农业生产，还涉及国家祭祀、徭役、军事、社会保障、生态保护、文教等各个领域。中国古人能够做到随顺天时、依时而动，是因为古人能够敬畏自然。祭祀中的祭天之礼，就是敬畏自然规律的重要体现。天地祖先、天子百官、黎民百姓、山林鸟兽共同构成了一个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人作为核心，要发挥维护“一体”的作用，践行天地厚德，随顺天时，生养万物，这是仁心、仁政的最好落实。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引下，古人“依时而动”，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
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唯一一个不间断传承发展的文明，与古人极为重视环境保护的思想密不可分。《礼记·月令》中有很多具体的生态保护思想：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要禁止杀伐，保护幼小，不可逆生气而行。“（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罝罘、罗罔、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夏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树木生长但尚未坚韧，还不得砍伐。“（孟夏之月）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人树。”“（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秋天才是收获的季节，因此有“（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更可贵的是，《礼记·月令》不仅规定了什么季节应做之事，还说明了如果反季推行政令会导致什么样的恶果。如仲春之月“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仲夏之月“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仲秋之月“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仲冬之月“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
古人不仅从法律政令等制度上加强环境保护，还教导民众在心灵深处树立环保意识，培养“仁心”“仁德”。《淮南子》记载，巫马期前往单父察访子贱教化百姓的成效，见到一人在夜间捕鱼，但捕得之后又将鱼放归，便问其原因。渔夫说：长官子贱不允许捕捞正在成长的小鱼。我刚捕到的恰是小鱼，便把它们放了。巫马期感叹子贱的德政达到极致！不捕捞尚在生长的小鱼，不仅是环保的规定，更是仁心的体现。因为子贱对百姓起到了君亲师的责任，特别重视教育百姓，因而百姓皆有仁心仁德以及生态保护意识。《史记》称赞子贱的治理是“不忍欺”的最高治理境界。这其中体现的环保理念，达到了心灵环保的境界，唯有如此（即不必依赖严刑峻法）才能起到保护环境的良效。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智慧发展根植于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科学方向，这离不开对“天人合一”等理念的发扬。
总之，古圣先贤在观察天地自然之道、社会人伦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律和准则，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具有中华文明标识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这些规律和观念经历了漫长历史发展的验证，皆是大浪淘沙的结果，历久弥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华文明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民为邦本”“以文化人”“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深厚的文化土壤、独特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厚的历史根基、文化底蕴、思想源泉和精神滋养。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守正创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了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等世纪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推进了文化自信自强，展现了胸怀天下、面向未来的宽阔胸襟，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和一致拥护。
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现代化强国、创造并不断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验与成就，必将为世界各国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借鉴，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出路，在世界文明史上再创辉煌。
责任编辑：巨虹